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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律文库序
江平
外国法律文库是一套大型翻译丛书，那时。又顺应国际潮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印行。不仅是奢侈，我将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缘起及有关情况作些说明。
我平生治学，以罗马法和西方แ民商法为主。50年代末以后的20多年间，我国法制建设历尽坎坷。入&#x，像罗马法这类洋货，受编委会之ใ托，简直可以说是违禁品。每制定一项法律都广&#，法制建设与法学教育都逐渐走上正轨。在立法&#，在我所在的大学里，罗马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较法等都成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10多年来，“文革”结束后，博采众长，以求既符合中国情况，中国法学。不过，在这些过程中，有一个困难时时制约着人们的手脚，限制着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翻译为中文的外国法律着作数量太少。说来难以置信，自1949年直到今天，西方แ法律学术着作在大陆译为ฦ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10余种。这些着作的汉译又没有有效的组织，因此必然存在着书目安排上缺乏系统性、选材上却不乏偶然性的毛病，甚至有个别ี译本的译者中ณ外文修养不够，率尔操觚，致使误译多有，贻患学林。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期待对外国法律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了，而没有这样的认识，又怎么能希望博采众长、融合中ณ外的借鉴呢？
近年来，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书一直是我的一个迫切的念头。曾与法学界ศ的一些同行谈起，他们也都对这样一项工程极表赞成。曾对中国文化研究过大力支持的福特基金会也决定对该项ำ目赞助。1991年初，外国法律文库第一届编委会正式成立。15位委员中包括了北京法学界ศ--今后还要吸收各地学者，使其成为ฦ一项全国性的学术事业--ๅ的一些知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编委会确定了这套丛书在选题方面的三个标准：一以学术着作为主，兼顾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纪作品为ฦ主，兼顾此前的经典着作；三以西方作品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代表性作品。力求通过整套丛书反映外国法学与法律的概貌，为学术研究素材，为法律教学辅助，为国家立法借镜，为一般读者有益于增进法律知识和培育法治意识的读物。编委会又聘请了4๒位外国着名法学家作为顾问，以更好地保证选题上的权威性。在译校者的确定上，除语言修养外，还要求他们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以有利于忠实地传达原意。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为50种，当然，若条件许可，它完全应当成为一套不间断ษ出版下去的丛书；法律翻译要追随法律与法学的展，如同译文要忠实地追随原文。
外国法律文库能ม够顺利出版，得益于法学界ศ的一些资深教授的积极参与，他们有些参加了编委会，做了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工作。有些虽然不是编委，却也给予文库热情的关心，他们推荐书目与译者，有些还应邀审阅译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以其眼界ศ、才华以及勤勉的工作精神，使文库的翻译进度与质量得到了保证。福特基金会对文库的翻译与出版了宝贵的资助。所有这些都是应该在这里深表谢意的。
声称作品“错误在所难免”已成为一些序文的套语，对于外国法律文库一类的翻译丛书来说，这样的俗套却决非客套--完美到เ无可挑剔程度的译作至今还只是一种理想。但是，重要的在于积极的参与和认真的实践。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此道，随着一本本译着的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事业组成部分的法律翻译，必将会对我国的法制ๆ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的技巧也会日渐成熟。我对于这样的前景，套用一句老话，诚可谓馨香而祝之ใ矣！
是为序。
序言
在本书中，我的目的是推进对法律、强制与道德这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社会现象的理解。虽然本书主要是为法理学的研习者而作，但是，我希望本书对于那些主要兴趣不在法律而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或社ุ会学的读者也能ม有所裨益。法律家将会把本书视为分析法学的一个尝试，因为它更关注的是阐明法律思想的一般框架，而不是评论法律或法律政策。而且，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关于词的意义的问题。例如，我一直思考：“被强制”beingobຘliged与“有义务”havinganobຘligation有何区别；一条规则是有效的法律规则这种陈述与一个关于官员行为的预测有何区别；断ษ言某社会群体遵守一条规则ท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与其成员习以为常地做某事的断言有何异同，等等。本书的核心论题之ใ一就是：如果不去鉴别两种不同类型的陈述所具有的决定性差别ี，我们就既ຂ不能ม理解法律，也不能理解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这两ä种陈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的”陈述和“外在的”陈述，每当人们观察各种社会规则时，总会做出这两ä类陈述。
尽管本书致力于分析，但是，在探究词的意义时，就词论词的做法不足为训，故本书也可以被视为ฦ一个描述社会学的尝试。在各类型的社会情境之间或社会关系之ใ间，有许多重大的差别通常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通过考察相应词语的标准用法，考察这些词语如何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联系，就可以最清晰地把握这些重大的差ๆ别，然而这种考察经常受到忽视。在这一研究领ๆ域，特别明显的是，如jl奥斯ั丁教授所说，我们可以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
他人的着述使我获益匪浅。本书的相当篇幅讨论了有关法律制度的简单化的模式，即沿着奥斯丁的命令理论的思路所建构起来的模式的不足。但是，读者将现，本书的正文既没有引用多少他人的着述，也很少有脚注。不过，读者在本书的最后将会看到大量的注释，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每一章之后再去查阅它们；在这些注解中读者可以看到本书正文中ณ所提出的观点与我的前辈和同代人的观点有何联系，也可以看到一些旨在深化他们的论点的建议。我如此安排本书的顺序，主ว要是因为书中的论证是连续性的，如果插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就会打断这种连续性。另外，我也抱有一种教学法的目的：我希望此种编排能够消除下述观念，即认为法律理论的着作基本上就是人云亦云的着作。若作者持此种观念，就很难为法律理论的进步做出贡献；若读者持有此种观念，则法律理论的教育价值就将受到削弱。
本人如此之久地受惠于如此之多的友人，以至难以在此一一表达我的谢忱。但是，我要特别地对奥里诺amhonore先生致以谢意，他的详尽批评揭示了书中许多思想混乱ກ与文体不当之处。我曾努力消除这些问题。不过，我担心仍有许多地方难以令他满意。本书有关政治哲学的部分以及对自然法的重新解释若有所建树的话，应归功于保罗gapaul先生与我的讨论，同时我要感谢他阅读了本书的校样。克罗斯rupert9先生阅读了本书的正文并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与批评，对此，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之ใ情。
hla哈特
1961年2月于牛津
在过去的10年，围绕本书而撰写的批评性文章蔚然可观。利用此次重印的机会，我在书后的注释中选列了对本书的观点的主要批评以及批评者对这些观点所做的某些最引人注目的完善与展。我期望日后能有机会对这些问题加以详细的讨论，并把它补充进本书之中。
hla哈特
1972年3๑月于牛津
第一章经久不绝的问题
一、法律理论的困惑
在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问题中ณ，没有几个像“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一样，如此反反复复地被提出来并且由严å肃的思想家们用形形色色的、奇特的甚至反论的方式予以回答。即使略去古代和中世纪关于法律“本性”的思索ิ，而仅仅注意近150年的法律理论，我们在任何其他作为独立学科而被系统研究的课题中也看不到这种情况。与“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不同，没有大量的文献去致力于回答诸如“什么是化学现象？”或“什么是医疗？”等问题。对于这些学科的学生来说，此类问题只是在初级课本的第一页以短短的几行字来提请他加以注意，而且，给他的答案也与给法科学生的回答截然不同。没有任何人坚持认为下面这些主张是具有启迪性的或重要的：医疗“就是医生对付疾病的所作所为”，是“对医生将要做些什么的预测”；或者断言对酸的研究尽管通常被认为是化学特有的或核心的部分，但实际上它根本不属于化学。然而，就法律来说，那些看上去同样奇怪的意见经常地被表达出来，不仅讲而且还以雄辩和激情去呼吁，宛如它们即法律真理之显示，而长期以来，这些真理却被关于法律本性的大量虚谬之ใ辞掩盖起来了。
“官员们关于争端所作的……即是法律本身”；注：卢埃林：《棘丛》，1951年第2๐版，第9页。“对法院将要做些什么的预言……即我之ใ所谓法律”；注：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论文集，1920่年，第173页。法规是“法的渊源……而不是法律自身的成分”；注：格雷：《法律的性质和渊源》，190่2年，第276๔页。“宪法性法律只不过是实在道德而已”；注：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1้832年，1้954年版，第6讲，第259页。“一个人不应偷盗，如果某人偷盗他就应当受到惩罚……如果真的话，第一个规范就包含在第二个规范之内，后者才是唯一的真正规范……法律就是规定制ๆ裁的主要规范。”注：凯尔森：《法律和国家的一般理论》，194๒9年，第6๔1页。
这些仅仅是关于法律本性的大量论断ษ和反驳中的少数几个，但至少初ม看上去是奇特的和反论式的。它们之中的某些似乎与最坚定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相抵触并易被驳倒，因此，我们禁不住要回答：“即使存在着其他的法律，但法规确实是法律，至少是法律的一种”；“既然要由一个法律去设置官员和法院，那ว么，实际上法律就不仅仅意味着官员做些什么或法院将要做些什么。”
然而，这些带有反论色彩的言论并不是出自于那些在职业上倾向于对最清楚的常识表示ิ怀疑的空想家或哲学家之口。它们是一些人长期对法律反思的结果，这些人主要是因职业关系而从事法律教学或实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法官去实施法律的法律专家，而且，他们关于法律的这些言论也确实在他们所经验的范围内增进了我们对法律的了解。了解了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之后，这些言论便显得既具有启性又令人困惑：与其说它们是冷静的定义，倒不如说他们是对那些被过分忽视了的法律真理的巨เ大夸张，其光芒使我们得以看见法律之中的许多隐蔽之物，但是，这种光芒如此之强，以致于使我们对其余的东西视而不见，并因此使我们对法律仍然没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见解。
对于这种书本上的无休止的论争，我们现了一个奇怪的对比，即如果要求人们回答这一问题的话，大多数人都有能ม力轻松而自信地通过列举情况来说明什么是法律。没有几个英国人不知道有禁止谋杀的法律、要求交纳所得税的法律或详细规定订立一个ฐ有效遗嘱必须做些什么的法律。实际上，除去第一次碰到“法律”这个英语单词的儿童或外国人，每个人都能ม轻而易举地再添上几个这样的例子，大多数人甚至能说得更多。他们至少能够大致地叙述怎样识别某些东西在英国是不是法律，他们还知道有专家可以求教，而且，法院也会对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表达最终的权威性意见。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广为ฦ人知。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在英国，法律形成了一种制度，同样，在法国、美国或苏联，以及在每一个被看作是独立“国家”的世界之部分，都有一些在结构上广泛类似的法律制度，尽管这些制ๆ度之间也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别。毋庸置疑ທ，一种教育如果使人们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它就会惨遭失败；反之，如果对此有所了解的人们还能说出不同法律制度之ใ间重要的类似点，那么，我们也很难断ษ定这一定就是对法律的严重曲解。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可能在某些基本的方面识别出法律制度的下列显着特征。它们包括：1้以惩罚来禁止或命令某些行为的规则；2要求人们对那ว些被自己以某些方式伤害的人予以赔偿的规则；3规定为了设立授予权利和创设义แ务的遗嘱、契约或其他协议而必须做些什么的规则；4๒判ศ定何为规则和规则何时被违犯并确定刑罚或赔偿的法院；5一个ฐ制定新规则并废除旧规则的立法机关。
如果这些是常识，那么，“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何以还经久不绝并引出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答案呢？这是否由于这样的原因，即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而言，除了一些明确的标准情况它们被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所设定，这些制度是法律制度，对此没有人表示怀疑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情况，对它们的“法律性质”，不仅受过教育的普通人，甚至连法律专家也为之犹豫不决，原始法和国际法就是这类模糊情况的典型。众所周知，为了说明在这两个情况中按现行的习惯用法来使用“法律”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很多人找到了一些理由á，尽管往往不是决定性的理由。这些成问题的或引起争议的情况，确实导致了一场拖延和有点乏็味无效的论战；但是，由á“什么เ是法律？”这个经久ื不绝的疑问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法律一般本性的困惑，其产生的原因却不能由此得到เ说明。有两个理由大约能表明困惑的根源并不在此。
先，在这些情况中，人们为什么เ感到犹豫不决，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国际法缺乏一个立法机关；没有国家的事先同意，它们不能被送上国际法院；而且，国际法也缺乏一套集中组织起来的有效的制裁体系。某类原始法，包括那些可以逐渐地演化成为当代法律制度的原始法，也同样缺乏这些特征。每一个人都绝对清楚地知道，这些方面正是它们与标准情况的差别ี，也正是这一点使它们的归类出现了麻烦，这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并非像“法律”、“法律制度”之类的复杂术语才迫使我们承认既有明确的标准情况，也有引起争议的边际情况。实际上，几乎每个ฐ用来对人类生活和周围世界ศ的各种特征进行分类的普通词语，也都必然地产生这种区别，虽然过去对这一点强调得太少，但是，现在它已๐成了人所熟知的事实。有时，对一种表达方式来说，明确的标准情况或范例与那些成问题的情况相比，两者间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๐。一个男士，其头亮而光，他显然属于秃头之列；另一位头蓬乱ກ，则他显然不是秃头；但问题在于第三个人只是在头顶的周边有些稀稀落落的头，如果他是否算秃头被认为是重要的或者任何实际结果取决于此的话，这个ฐ问题就可能被无限期地争论下去。
有时，与标准情况的偏差不仅仅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且生在标准情况是由á一些正常地相互伴随着但又各具特质的要素结合而成时，那么，缺乏了其中ณ某一个或几个要素的时候就会引起异议：水上飞船是“船”吗？没有王后的比赛还是“国际象棋”吗？此类问题可能ม是具有启性的，因为ฦ它们迫使我们对标准情况的构成这一概念加以反思并使之明确。但是，毫无疑问，各种事物的被称之为边际方แ面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不能由此来解释有关法律的长期争论。而且，在最为着名并引起争议的法律理论中ณ，只有较小和较次要的部分才涉แ及到“原始法”或“国际法”这类习惯表达方式是否恰当的问题。
当我们注意到人们极为普遍地具有识别或举例说明什么是法律的能力，以及一种法律制度的标准情况何等普遍地为人所知，那么，似乎只要简单地提出一系列人们熟知的事实，就能轻易地结束“什么เ是法律？”这一经久不绝的疑问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乐观地简单重复一遍我们在第3页曾通过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口对国内法律制度显着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呢？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言简意赅地说：“这就是'法律'和'法律制度'所意谓的标准情况；请记住，除了这些标准情况之外，你也会现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安排在具有标准情况的某些显着特征的同时，也缺乏其中的另一些。这是些有争议的情况，赞成或反对把它们作为法律来归类的争论是不会有终结的。”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例真算得上是一条适意的捷径，可惜，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先是因为那些对“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深感困惑的人们，显然并没有忘记而且也不需要被提醒去注意以上回答所给人们的那ว些为ฦ人熟悉的事实。仍然使问题现实存在的那种深深的困惑并非是忽略、忘记或不可能认识到“法律”这个词通常所指的现象，何况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概括叙述一个ฐ法律制度的那些术语，就会明白它不过是断定在标准的、正常的情况下，各种法律是交织在一起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种简略的描述中，作为一个标准法律制ๆ度的典型要素而出现的法院和立法机构，其本身就是法律的产物。当且仅当存在着一定类型的法律，并由这些法律来授予审理案件的审判ศ权和制定法律的权限时，人们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法院或立法机关。
因此，这种解决问题的捷径是无用的，它至多只能提醒询问者注意“法律”和“法律制度”这些词的使用受现行惯例所支配而已。显然，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询问，最好的方针是推迟给出答案，直到我们查明了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在困惑着那些熟悉法律、识别例证的能力不在话下、却仍然提出问题并试图做出回答的人们。他们想进一步知道什么和为什么想要知道它？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给出某种颇具一般性的回答，这是因为存在着某些经常性的主题，这些主题形成了一个关于法律本性的论证与反驳的永恒焦点，并且引了那ว些我们所引用过的对法律的夸张性和反论式的论断。关于法律本性的思索有着一个ฐ长期又复杂的历史，而追溯起来，它十分明显地总是持续地集中在几个主要的争论点上。这些争论点不是为了学术讨论的乐趣而被无缘无故地选择或虚构出来的，它们涉及法律的几个方面，这些方แ面看上去总是自然而然地导致误解，以至于混乱和随之而来的澄清混乱的需求相共存，甚至在精通和了解法律知识、有思想的人的头脑中也是如此。
二、三个复现的争论点
在此，我们将区别出三个主要的经常出现的争论点。然后，我们将说明它们为何全都以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要求给出一个法律定义，或要求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给出一个ฐ答案，甚至以更晦涩的方式提出诸如“什么是法律的本性或本质？”的问题。
这些争论点之ใ中的两个产生于法律的下述方面：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法律都有一个最为显着的普遍特征，这就是它的存在意味着特定种类的人类行为ฦ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强制性。法律的这种特点貌似简单，实则不然；因为非任意的强制性行为包含着不同的形式。不许任意选择的行为ฦ，其要的和最基本的意义是当一个人被迫按他人的吩咐行事时，并非因为他受到เ了身体被推或被拉的那种物理意义的强迫作用，而是因为他如果加以拒绝，他人就会以他所讨厌的后果相威胁。一个强盗命令他的受害者交出钱包，如果拒绝就以开枪相威胁；假如该受害者服从了，我们就以“他被强制这样做”的表述来描述他的被迫行为。有人认为，在这类情境中，当一个人对另一个ฐ人出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强制即前述意义上的强制他服从时，我们就现了法律的本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现了“法律科学的关键”。注：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第1讲，第13页。他接着又谈及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曾对英国法理学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奥斯丁的分析，就是以此为出点的。
当然，法律制度确确实实地经常以此面貌出现在其他各种制度中间。一个刑事法规宣告一定行为属于犯罪并规定了犯罪者所应受到的刑é罚，这很像是强盗情境的放大；唯一的区别，同时也是相对次要的区别在于，就法规来说，命令通常是给习惯于遵守这些命令的群体的。但是，经过严密的考查之后人们就会现，把复杂的法律现象简化成这一简单要素的诱人做法，反倒是一种歪曲和混乱之源，即使对刑事法规而言也是如此，而这种做法是刑事法规中最有说服力的。那ว么，法律和法律义务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呢？这一直是潜藏在“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之中的一个基本争论点。
行为的非任意性与强制性的另一个ฐ方面，产生了第二个争论点。道德规则强加义务并对个ฐ人为所欲为的行为领域加以限制。正如法律制度明显包含着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密切相联的因素一样，它也明显地包含着与道德的某些方面密切相联的因素。在这两种相似的情况中，存在着一个困难，即精确地识别相互联系之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诱惑，即把这种明显的密切联系看作是同一。法律和道德不仅分享同一套词汇，以至于既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义务、责任与权利；而且，所有国内法律制ๆ度都体现着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之宗旨。不得杀人和不得滥用暴力是法律禁令和道德禁令相一致的最明显的例证。还有一种观念，即正义แ的观念，它似乎要把这两个领域统一起来：正义既ຂ是适合于法律的善，又是诸善中最具法律性质的善。我们思考和谈论“依照法律的正义”，也思考和谈论法律的正义或非正义แ。
这些事实启示这样一种观点：最好把法律理解成道德或正义แ的“分支”，法律的“本质”在于它同道德或正义原则ท的一致，而不在于它是命令与威胁的结合。这种别具特色的学说，不仅属于经院的自然法理论，而且也存在于某些当代的法律理论它们对源自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ว义แ”持批评态度之中。把法律与道德相等同的理论似乎ๆ最终总是把一种强制行为与另一种强制行为ฦ相混淆，对于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之间的差别，对于它们所含要求的不同，都未留有足够的余地。然而，这些差别和不同至少与我们也能现的类似点和一致性同样重要。因此，“非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注：圣．奥古斯丁：deliberoar逼trio第1卷，第5๓页。阿奎那：《神学大全》，qu,xcນv,aທrts2,4的断言，即使不是故弄玄虚，也和“法规不是法律”或“宪法性法律不是法律”等主张一样，都带有同样夸张和反论式的口气。正是在两个极端之ใ间来回摇摆的特点塑造了法律理论的历史：有些人把法律与道德的等同仅仅视为ฦ一种错误的推论，并认为这种错误推论乃是由于法律和道德使用权利和义务等共同词汇所致，这些人将会用同等夸张和反论式的措词来反对这种推论：“我所说的法律，就是指对法院实际上将做些什么的预测，而不是什么神乎其神的东西。”注：霍姆斯：《法律的道路》，出处同前。
反复地引起“什么是法律？”这个疑问的第三个主要争论点更具一般性。初看上去，说法律制ๆ度总是由规则所构成的，这是无可怀疑和不难理解的。无论是把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还是把法律与道德或正义แ之间的联系当作理解法律的关键，持有这两种观点的人往往都乐่于把法律说成是一套规则。然而，这个似乎ๆ毫无问题的观念所引的不满、混乱和捉摸不定却构成了关于法律本性的诸多困惑之ใ基础。什么是规则？宣称存在一种规则意味着什么？法院是真正地适用规则还是仅仅自称如此？这个观念一旦ຆ被如此追问--在本世纪的法理学中ณ，它就曾受到了如此追问，观点的根本分歧就显现出来了。对此，我们在这里将只做一个大致的描述。
毫无疑问，规则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不仅在明显的意义上，除法律规则外，还有礼仪和语言规则，游戏注：game，可译为“游戏”、“比赛”、“竞技”等。本书中一律译为“游戏”。--译者注和俱乐部的规则等；而且，在不太明显的意义上，此中任何规则都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方式，都可能与相关的行为有极为不同的关系。甚至法律也不能ม例外，例如，法律的某些规则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而另一些规则却不是产生于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更为重要的差别是，有些规则具有强制性，强制性的涵义在这里是指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都要在某些确定的方面例如避免使用暴力或纳税对规则加以遵守；而另一些规则却指示ิ人们在实施自己的愿望时该做些什么เ，例如，订立婚约、遗嘱或合同所需的程序、手续和条件的有关规定就是如此。同样明显的差别在游戏规则中也可以看到，其中ณ一类规则以处罚来禁止某类行为ฦ如犯规或侮辱裁判，而另一类规则却规定了得分和赢得比赛必须ี要做的行为。即使暂且忽略这种复杂性而仅仅考虑最基本的规则形式其典型代表是刑事法律，我们也将现：这种简单的强制ๆ性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即使在当代的作家中也众说纷纭。某些人确实觉这个概ฐ念是十足地玄奥难解的。
对于强制性规则这一简单概念，我们或许会很自然地作出如下解释，不过，我们马上就会不得不予以放弃。这种解释就是：一条规则的存在仅仅意味着，在一定的境况中，一个群体或其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举止会“表现为一种规律”，即普遍地呈现为一种既定的相同方式。基于此种理由，当我们说英国有一条做礼拜必须脱帽的规则或演奏《上帝佑我女王》时必须起立的规则时，就仅仅意味着大多数人普遍地如此行为。尽管这种解释表达了规则概念的部分意义，但显然还不够充分。社会群体的成员之间在行为上的简单一致性例如，所有的人都可能有规律地饮早茶或每周看一场电影可能是存在的，但同时却并不一定有什么要求这样做的规则ท。行为上的简单一致和社会规则的存在这两种社ุ会情形之间的差别ี，往往通过语言显示出来。对于后者，我们能够、即使并非必需利用一些特定的词来予以描述，这些词如果适用于前者之中，将会引起误解。像“必须”、“应当”和“应该”这些不同的词，都可以承担共同的功能，即可以用来表示存在着一条要求一定行为的规则。在英国，每人每周必须或应该或应当看一场电影，既非规则也非事实，唯一真实的是存在着每周看一场电影的有规律的行为。但是，却存在一条作礼拜须脱帽的规则。
那么，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习惯性行为ฦ的简单一致与通常以“必须”、“应当”和“应该”这些词为标志的规则的存在，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差别是什么เ呢？法律理论家们在此生了分歧，在某几个因素า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的今天，尤其如此。就法律规则而论，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ฦ这种决定性差别“必须ี”或“应该”的要素在于，从一定行为模式中离轨就非常可能遭到敌视的反应，对于法律规则所涉及的情况来说，也就是受到官员的处罚。对于每周看一场电影这类纯粹的群体习惯来说，离轨不会遭到เ处罚甚至也不会遭到谴责；但是，无论在哪里，只要存在着一些要求某种行为的规则，即使它们像作礼拜须脱帽一样不属于法律规则，对它的偏离也同样可能产生某种类似于惩罚或谴责的后果。就法律规则而言，这种可以预ไ测的后果是明确的并且是被官方所组织起来的；就非法律规则而言，虽然离轨可能引起类似的敌视性反应，但这种反应却没有被相应地组织起来或使之ใ明确化。
毋庸置疑，惩罚的可预测性是法律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若以为这种可预ไ测性足以透彻地说明一条社会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或说明规则本身所包含的那种“必须”或“应该”的要素า，就难以令人接受了。这种预测说引起了很多异议，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认真考虑，它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所有法律理论学派的特点。这就是：如果我们密切观察对背离法律规则的行为加以惩罚的法官或官员或者对背离非法律规则的行为ฦ进行谴责或批评的私人的活动，我们就会现，规则实际上以某种方แ式--预测说全然无法解释的方แ式--被包含在这种活动之中。对于法官来说，在实施惩罚时，他以规则为指南，以对规则的违犯为惩罚违法者的根据和正当理由。他并没有把规则ท看成是一个ฐ关于他和其他人可能惩罚违法行为的声明，虽然一个旁观者可能恰恰是这样来看待规则的。规则的可预测性方面尽管十分现实与法官的目的是不相干的，而规则ท所具有的指南和正当理由的地位，对他来说才是实质所在。对违犯非法律性规则ท的行为的非正式谴责，情况也是如此。这些谴责也不仅仅是对离轨行为的可预ไ测性反应，同时还意味着以规则为ฦ指南并借助规则来证明。因此，我们说，我们谴责或惩罚一个人，是因为他违犯了规则；而不仅仅说，他可能受到我们的谴责或惩罚。
在对预测说持异议的批评者中间，有一些人声称还有某种东西隐含于规则ท之中，这种东西很难用明确、严格和真实的术语来分析。那ว么，除了对背离惯常行为模式者的有规律的、因而也是可预测的惩罚或谴责此乃ี与纯粹群体习惯的区别之ใ所在之ใ外，一条规则中还能ม有什么呢？在这些清晰可见的事实之外，真的还有某种额外的因素在指导着法官，并对其所实施的惩罚加以证成或理由吗？人们难以确切地说出这种额外的因素是什么，这就使预测理论的评论家们倾向于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所谈论的规则和“必须ี”、“应该”、“应当”之类词语的相应用法，都充满着混乱；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混乱更加说明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却没有什么合理推论的基础。因而，这些评论家们断言，我们只不过是想象在规则中还存在着某种东西，它支配我们去做一定事情并指导或证成我们的行为，但是，这只是一个ฐ错觉，尽管是一个有用的错觉。除了群体行为的明显事实和对离轨行为的可预测反应之外，所有存在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某些“情感”--强制我们谨守规则并反对他人违犯规则的强烈情感而已๐。我们不知这些情感是什么，但想象有某种外界ศ的东西，即宇宙体系中某种无形的成分在指导和控制着我们。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虚构的领域，据说法律总是与这个领域相联系着的。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我们沿用了一种虚构，即我们一本正经地大谈什么เ“法律的而不是人的”统治。上述这类批评，不论其具体论点有何得失，至少它倡导进一步阐明社会规则与行为习惯的简单一致性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理解法律至关重要，本书前几章的许多篇幅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法律规则性质的怀疑ທ主义并没有一味地走极端，并没有把约束性规则这一概ฐ念本身也视为混乱和虚构而大加批判。实际情况是，盛行于英美的怀疑ທ主义要求我们对下述见解予以重新考虑，该见解认为法律制度完全是或根本上是由规则所构成的。当然，法院就是这样来拟定判ศ决的，为的是造成一种印象，使人们觉得它的决定是意义确定而清楚的既定规则ท之必然结果。在特别简单的案件中，情况也许是这样；然而，在困扰着法院的大多数案件中，无论是法规中的规则，还是判例中的规则，它们所包含的可能结果都不止一个。在比较重大的案件中，总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此，法规的一些用语会具有两可的意义，对判ศ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会有对立的解释，法官将不得不在其间做出选择。可是，法官“现”而不“制定”法律的传统观念却掩盖了这一事实，它使法官的决定显得似乎是从那ว些明确的、事先存在着的规则中稳妥地演绎出来的，而没有掺入法官的选择。当然，法律规则可以有一个其意义แ毫无争议的核心，而且，在某些案件中ณ，人们也很难想象会爆一场关于规则意义แ的争论。18๖3๑7年《遗嘱法》第9条规定一个ฐ遗嘱须有两名证人，这一条款似乎不会引起解释上的困难。然而，所有的规则都有一个不确定的边缘，法官必须ี在这种两可的边缘之间做出选择。甚至遗嘱法中ณ形式无误条款inn9-ๅ-该条款规定订立遗嘱的人必须签署遗嘱--的含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证明有模糊不定之处。例如，如果立遗嘱者使用了化名怎么เ办？或者他被别人把着手，或者他只签了他姓名的开头字母缩写，或者他虽然独立而正确的签了全名，却没有签在最后一页的末尾而是签在了第一页的顶端，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这些情况仍是法律规则ท所说的“签署”吗？
在私法的低级范围内，我们尚且能够寻出如此众多的模糊之处，在宪法夸张的用语中，我们又会现多少类似的情况呢？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非经正当法律程序都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á或财产”。某位作者曾说，这段用语的意义是特别明确的，它的意思是“如果无z，则任何9非x或非y；此处的9、x、y和z，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可以被赋予任何含义”。注：马奇：《社会法理学检讨》。《斯坦福法律评论》195๓6年第8期，第518页。与此不同的是，怀疑主义者却提醒我们：不仅规则是不确定的，而且，法院的权威แ性最终解释也同样不确定。由此看来，那种把法律归结为规则的观念，如果不是一个错误的话，不也是一个巨เ大的夸张吗？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导致了我们已经引证过的那种反论式的否定：“法规是法的渊源，而不是法律自身的成分。”注：格雷：《法律的性质和渊源》，1902年，第276页ษ。
三、定义
我们由此提出了三个经常性的争论点：法律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有何区别与联系？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有何区别与联系？什么เ是规则以及规则ท达到何种程度才成为法律？关于法律“本性”的大量思考，其主ว要目的就是为了消เ除这三个争论点所引起的疑ທ问和困惑。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ม弄清楚：为什么这种思考通常都以探究法律定义แ的方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已๐知的定义都贡献甚微以至于不能解决这种持久的难题和困惑？作为一种文字上的启示ิ，定义是利用一个独立的词来给出语言上的界说，它主要是一个ฐ标明界限或使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问题。有些人会经常地感觉到有标明界限的需要，因为这些人虽然精通词汇的日积月累而成的用法，却不能ม阐明或解释他们已经意识到เ的那些使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差ๆ别。有时，我们大家都会陷入窘境，就像说“我认识大象，但我不能给大象下一个定义”这句话的人一样。圣?奥古斯丁关于时间概念的一段名言曾表达了同样的窘境，他说：“那么，什么是时间？若无人问我，我便知道；若要我向询问者解释，我便不知道。”注：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4卷，第17页ษ。在这一方面，甚至娴熟的法律专家也颇有同感，他们虽然了解法律，但是，对于法律以及法律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的许多问题，他们却不能解释和充分理解。像一个ฐ人在熟悉的市镇里能够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却不能说明或指点别人该如何走一样，那些迫切要求有个ฐ定义แ的人，也需要一张地图以清晰地展示他们所了解的法律与其他事物之间的那些被朦胧地意识到了的关系。
在此类情况下，有时，一个词的定义能够这样一张地图：在同一个ฐ时间范围内，它可以使指导我们如何用词的潜在原则得以明确，并可以使我们用该词所表示的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得以显现。我们时常听说，定义“纯粹是语言上的”或“仅仅是与用词有关的”问题，这种说法最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似乎下定义แ就是找出一个ฐ流行的用词方แ法。人们把三角形定义为“由直线构成的三边图形”，把大象定义แ为“以厚皮、长牙和长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四足动物”。即使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定义，也以质朴的方式为我们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关于这些词的正规用法，一方面是关于这些词所表示的事物。此类常见的定义一次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通过一个代号或公式来把被定义的词转换成其他易懂的用语，另一件事情是通过揭示该词所涉及的事物的特征既包括此事物与同类事物的共有特征，也包括使之与其他种类事物区别ี开来的特征来划定它的范围。在探索ิ和寻觅此类定义的过程中，我们“不是仅仅盯住词……而且也要看到这些词所言及的实际对象。我们正在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注：jl奥斯丁：《为宽恕而声辩》，见《亚里士多德会刊》，第57๕期，1956๔年7月。
我们在三角形和大象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定义形式属加种差是最简单和最能令一些人满意的，因为ฦ它给我们的表述用语总是能ม代替那个ฐ被定义的词。但是，这种定义形式并不总是有效的，在它有效的时候也不一定能ม够说明问题，它赖以成功的那些条件往往是无法满足的，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应当有一个比被定义项ำ更广泛的族或属，我们了解这个族或属的特征，所下的定义在此特征的范围之内指明了被界说的事物所处的位置；显然，如果我们对族的特征不甚了了，那么，此种告诉我们某物属于某族的定义就不能ม给我们帮助。对法律来说，正是这个要求使此种定义形式变得无用了，因为这里不存在既通俗易懂又能把法律包括进去的一般性范畴。最常用来为法律下定义的一般性属概念是行为规则；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เ的，规则的概ฐ念与法律的概ฐ念本身同样错综复杂。因此，把法律列为规则之一种的那些定义，几乎都不能增进我们对法律的理解。由此看来，尽管上述定义形式能够在事物通俗易懂的一般类别ี中划定某些具体情况下属类别ี的范围，并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但是，我们还需要某些东西，它比这种定义形式更为重要。
如果把这种简单的定义形式用于法律的话，还会遇到更加难以跨越的障碍。认为ฦ每个一般的表达方式都能用此种方式来定义，这只是一种假定，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设想之上的：被界说之物所包括的全部事例都会具有定义所指出的共同特征，就像三角形和大象的例子那样。然而，十分清楚的是，即使撇开更重要的理由不论，仅仅就边际情况的存在不容否定这一点来看，上述设想也是教条主义式的，因为它认为一般用语的个别事例必须ี具有千篇一律的特征。实际上，不论是普通的还是专门的用语，其用法都是相当“开放”的，它并不禁止用语扩展到这样一些情况，即它们只具有正规情况的部分特征。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国际法和某种形式的原始法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以巧辩来肯定或反对这种扩展适用的争论，有可能ม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除了边际情况的存在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使一般用语的各个个别事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式，往往与此种简单定义形式的假设相去甚远。这些个ฐ别事例可能是被人们的分析联系起来的，例如，人“脚”和山“脚”。它们也可能通过与核心因素า的不同关系而被联系起来，例如，在“健康的”一词的使用中ณ我们就能看到此种起联系作用的基本要素：“健康的”一词不仅可用于一个ฐ人，也可用于他的脸色，还可用于他的早操；第一种情况体现该词的核心特征，第二种情况是核心特征的标志，第三种情况则是核心特征的原因。在这里，我们所得到的基本要素也许相当近似于那ว个把法律制度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规则联合为一体的东西。另外，个别的事例还可能构成某种复杂活动的不同成分。例如，“铁路”不仅包括火车和铁道线，还包括车站、搬运工ื和一个有限公司，这一表达方式的用法就是由起联合作用的基本要素所决定的。
当然，除了我们讨论过的这种简单的传统定义形式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定义，但是，只要我们想一想那三个主要争论点的特点--我们已验明是它们致使“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不断复现，那ว么เ，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既ຂ简洁得堪称一个定义，又可以给出一个ฐ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些争论点上的分歧是如此明显和重大，以至于用定义来解决问题已不可能。致力于寻求简洁定义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把这三个问题归结为单一的定义问题那种直觉，并不总是引人误入歧途的；因为ฦ，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表明的那样，这种直觉能够剔出并刻画一组核心因素，而这些因素恰好构成了三个问题的答案之共同部分。这些因素是什么เ？它们在本书中ณ为何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本书对此将予以最充分的揭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还需细致地研究那个ฐ源自奥斯丁的理论有何不足之处，自奥斯丁阐述了这种理论以来，它就在英国的法理学中占据了相当明显的支配地位。该理论宣称在以威แ胁为后盾的命令奥斯丁本人所使用的术语是mand这一简单概念中现了理解法律的关键。下面的三章就将专门考察这个ฐ理论的不足之处。在批评奥斯丁的理论之后，本书的后几章要研究它的主要对立面。在此，我们有意识地忽略了现代法律理论展的历史顺序，因为被奥斯ั丁--ๅ在他之前还有边沁-ๅ-作为主要抨击对象的那种学说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该学说声称通过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才能对法律做出最准确的理解。对于这种不按历史顺序进行论述的作法，我们的理由如果必须一个理由的话就是：简明而又不可缺少的理论所表现出的失误，与反对它的那ว些更为复杂的理论相比，是通向真理的更好的路标。
读者将现，本书用了许多笔墨去讨论两可情况，因为ฦ能否把“法律”和“法律制ๆ度”这种表达方แ式运用于这些情况，引起了法学家们的怀疑；同时，读者在本书中ณ也会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但这只是本书所关心的第二位的事情。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一个符合正确用词方法的可验证的定义แ，而是想通过一种改进了的分析对国内法律制度特有结构的分析和一个更透彻的理解对法律、威胁和道德等社ุ会现象之间的类似性与差别ี性的理解来促进法律理论的展。为达此目的，我们将在下面三章的严肃讨论中识别ี出刚才提及的那组核心因素า，并在第五、第六章中详加描述。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才把它们视为法律概ฐ念的核心因素，视为阐明法律概念所必要的要之点。
第二章法律、命令与指令
一、各类祈使形式
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ณ，奥斯丁试图用命令和习惯这些简明的术语对法律概念进行最清晰、最彻底的分析。在本章和下两ä章中，我们将要介绍并批评的主张，虽然和奥斯ั丁的学说实质上相同，但在某些观点上也不尽一致。因为我们的主要兴趣所在不是奥斯丁，而是一种带有这样那ว样缺陷的理论何以具有持久的魅力，所以，我们对奥斯丁的意思含混和不相连贯之处故意放过，转而去介绍一个ฐ清晰的和连贯的观点。而且在奥斯丁仅仅了线索ิ并招致批评的某些方แ面，我们也已经对其加以展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是沿着凯尔森等后来的理论家们的路线加以展完善的，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我们所要考虑和批评的这个学说能以其最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社会生活的诸多不同情境中ณ，一个人都有可能要表示出某种意愿--让别人从事或停止某些行为的意愿。当被表示出来的意愿不仅仅是一条引人注意的信息或故意的自我表现，而且还带有被告知者应当服从的意向时，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通常都尽管不是绝对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即祈使语气，例如，“回家去！”“过来！”“站住！”“别杀死他！”等等。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我们要以祈使的方式通知他人，这些社会情境是形形色色、不胜枚举的。它们所包括的某些常见的主要类型，其重要程度可以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分类方法表现出来。“请把盐给我”通常只是一个请求，因为，一般说来，这是说话者对一个能ม帮他做些什么的人说的，其中既没有暗示什么很紧急的情况，也没有暗示不服从可能ม会引起什么后果。“别杀死我”通常是作为一个恳求而说出来的，说话者处于被告知者的控制之ใ下或处于后者有权力释放他的困境之中ณ。反之，假如说话者知道有某种危险正在逼近被告知者草中有条蛇，那么，“不要动”则ท可能是个警告，即如果保持不动的话，有可能会摆脱危险。
在很多社会情境中都使用尽管并非总是如此祈使形式的语言，这些情境的种类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彼此间的差别也颇为微妙，因而，像“恳求”、“请求”或“警告”之类的术语只能起到粗略๓区分的作用。这些情境中最重要的，即“祈使”这个词对其特别贴切的那种情境，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强盗对银行职员说：“把钱交出来，要不就开枪啦！”这种情境的特点是：说话者为了确保自己的意愿得到服从，威แ胁着要做某种足以令正常人认为有害或讨厌的事情，从而让那个职员感觉到拒不交钱是不太适宜的行为。正是这个特点促使我们说强盗命令而不是请求、更不是恳求银行职员交出钱来。如果强盗成功了，我们将这样来描述此事：强盗胁迫了职员，在此种意义上，该职员处于强盗的暴力之下。此类事例可以引起很多微妙的语言学问题：如果我们说强盗命令职员交出钱来，职员服从了，那么，这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强盗向职员下了一个命令要他交钱，那ว么，这就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个颇็为军事化的用语暗示着某种布命令的权利和权威แ，而这些因素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并不存在。然而，要是我们说强盗向他手下的同伙布了一个守住房门的命令，这倒是十分自然的。
在此，我们并不需要太多地考虑这些细微的差别。尽管“命令”和“服从”这些词通常暗示着或并使人联想到权威和对权威的敬服，但是，在谈论那种单纯依靠威胁的命令如强盗的命令时，我们还是要使用“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和“胁迫性命令”这种表达方式；同时，我们还将使用“服从”和“遵从”这些词来包括对此类命令的屈从。有一点需要着重强调，这就是：在除了伤害性威胁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引起服从的那种简单情境中，我们不能合乎自然地使用“命令”一词。即使仅仅考虑到เ奥斯丁对命令概ฐ念的定义在法学家中所产生的巨เ大影响，也有必要对这一点加以注意。这个词在军事领域之外是不大常见的，它非常强烈地暗示某种组织的存在，这种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等级结构，就像军队和信徒团体一样，其中的领居于支配地位。这个词的典型用法是一个将军而不是军士作为领布命令，当然，它也可以用于其他一些特殊支配形式，例如，《新约》中说耶稣基督命令其门徒。另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是“祈使动词”各不同形式之间的决定性差ๆ别--值得注意：在布命令的场合，并不必须用施加伤害的潜在威胁来对付不服从的行为。布命令是典型地对人们运用权威而不是运用施ๅ加伤害的权力，虽然它也可能与伤害的威胁相联系，但是一个命令主要不是诉诸畏ั惧，而是诉诸对权威的尊重。
命令这个概念与权威แ有极强固的联系，它远比强盗的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更接近于法律，奥斯丁错误地将后者称作mand，乃是由于他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上一段已经注意到了的区别。不过，由á于命令过分地近似于法律，也就很难用它来达到เ我们的目的。这是因为：若要通俗易懂地解释法律是什么，法律中所包含的权威แ因素就总会构成一种障碍；而命令的概念也包含着此种因素，因此，我们也就不宜于用它来阐明法律。实际上，不论奥斯丁的理论有何种缺陷，他的分析也自有其长处，这就是强盗情境中所包括的那些因素不同于权威的因素า，它们既不朦胧晦涩，也不需要作很多的解释；因此，我们将效仿奥斯丁，由á此出去建立法律的概念。不过，我们并不像奥斯丁那样期望一举成功，而是宁愿从自己的失败中去学习。
二、作为强制性命令的法律
即使像现代国家这样复杂而巨大的社ุ会，也存在着一个官员面对面地命令一个ฐ人去做某事的情况。例如，一个警察命令某个汽车驾驶者停下来或命令某个乞丐走开。但是，这些简单的情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挥作用的标准方式，因为没有哪个ฐ社会能有足够多的官员去个别地正式通知每一个社会成员该做些什么。代替此种个别化控制形式的，是普遍指导形式下的某些更可取的辅助性附加手段和强化手段，而这种普遍指导形式既不指名道姓地针对或直接告知特定的人，也不指示他们去做一个特定的行为。因此，这种标准的形式--刑事法规也不例外，在法律的所有种类中，它最类似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在两个方แ面表现出它的普遍性。一方แ面，它指出一个普遍的行为ฦ模式；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一模式适用于一个普遍的角色群，属于该角色群的人们被期待着能够注意到这一行为模式适用于他们，他们应该对之加以遵行。官员的那ว种个别ี的、面对面的指导，在这里处于从属的地位：在这种基本普遍指导没有被某个特定的人所服从时，官员会告诫他注意它们并加以遵行，就好像出租汽车检查员的所作所为那样；或者官员也可以把拒不服从的行为确认和记录下来并由法院来施ๅ加法律中曾威胁着要实施的惩罚。
因此，法律的控制虽然不完全是，却主要是通过这种双重意义上的普遍性指导来实行的。如果我们要再现法律的特性，就必须ี把这个要特征加进强盗的简单模式中。受控角色的范围和指明这种范围的方式，随不同的法律制度甚至不同的法律而变化。在一个现代国家中，人们通常认为，如果没有特别指示来对受控角色群加以扩大或缩小，那么，该国一般性法律就能够施及其国境之内所有的人。在教会法中也有同样的认识，除非指定了一个ฐ相对狭窄的角色群，否则，一般说来教会所有成员都处于它的法律所及范围之内。在所有情况下，一个法律的适用范围问题，都是借助于此种普遍认识来解释一个特定法律。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斯ั丁等法学家经常谈起法律被告知给某些角色群，但这种表达方式会使人错误地联想起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也不是使用这种短语的人们设想的那种面对面的情境。命令人们做事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形式，并且需要真正地“告知”他们，即引起他们的注意或采取某些措施以引起注意，但是，为人们制定法律却不是这样。因此，强盗说：“把那ว些支票交出来！”这个声音表达了他的意愿，即职员须做些什么；同时，他也是实际地告知职员，即做出在正常情况下足以使职员注意到他的意思表达的举ะ动。如果他没有做到后面这一点，而只是在空房间中用同样的声音说了同样一些词，他就什么也没有告知那个ฐ职员，也没有命令他做任何事情，我们可以如此来描述这一情境：强盗只是说出了这样一些词--“把钱交出来”。在这一点上，制定法律与命令人们做事是有区别ี的，在把命令这一简单的概ฐ念当做法律的模型时，我们必须考虑到เ这个区别。法律一旦被制定出来，就立即引起其适用范围内的人们的注意，这确实是件颇如人愿的事情。如果不能较普遍地做到เ这一点，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就会受挫，为此，法律制ๆ度通常用关于法令颁布的特别规定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这样做之前，甚至在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情况下，法律也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法律。因此，在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即使要由被涉及者自己去现制定了什么法律以及谁因此而受到影响，所制定的法律也可以是有效的。那些说法律已被“告知”某些人的人，他们通常想说的意思是：该特定的法律适用于这些人，即该法律要求他们以一定的方式去行为。在此，如果我们使用“被告知”这个词，就可能既看不到制定法律和面对面地出命令之间的重要区别，又可能ม混淆两个实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法律适用于谁？”另一个ฐ是“法律向谁公布？”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存在着法律的情境模式，那么，除了要引进普遍性这一特征之ใ外，还必须对强盗情境做一个更为ฦ根本的改造。毫无疑ທ问，相对于银行职员而言，强盗在某种意义แ上占有支配地位或优势，这是因为他眼下有能力去造成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足以使银行职员按强盗的吩咐去做某种特定之ใ事。在这两个人之间，除了暂时的胁迫关系以外，没有其他形式的优势和劣势关系。不过，对于强盗的目的而言，这已๐经足够了。“交出那些钱，要不我就开枪啦！”，这种面对面的简单命令会随着这种时机的消失而消เ失。强盗不能向银行职员尽管可以向他的一帮同伙出被某些角色群反复遵循的持久ื命令，而法律却显着地具有这种“持久的”或持续的特征。因此，如果我们想用以威胁为ฦ后盾的命令这个概念去解释什么เ是法律，就必须ี尽力再现法律能ม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