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有事实上的法律关系是不够的，本案的法官并没有明确地界定。有一个要素，早期的英国案例注重原告损害和被告行为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比如本案件中&#，被告雇员过失吊木块的行为是船毁损的“直接结果”，本案件就是最经典的案例，此案在英国法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直接因果关系”的代名词。但是究竟什么是直接的原因，还需要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在实践中也经常生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是说，被告雇员一个小的工作失误而生整个船损毁大的结果，
侵权行为有各种各样的形，不合乎现代私法的原则。后者，后来的案件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展了“危险区域内”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前者强调原告处在被告行为的危险范围之内，因此。而让被告承担如此大的损害赔偿，每一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素都不一样。在这些差异性中，法律因果关系é，每个侵权行为ฦ都必须具备，这就是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诉讼中，原告必须证明，由于被告的行为ฦ导致了原告的损害，即：被告的行为是原告损害的原因。从古典哲学意义上讲，任何事件的产生都有其原因，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哲学家们总想弄清事物之间的因果律，从而现事物展的规律。法律家们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俗套，在传统的法学家和法官那里，因果关系是他们经常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经常叫人费解的问题。一般而言，侵权行为法中的因果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告行为是原告受损事实上的原因；一个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关系不过于牵强附会。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当被告的行为和原告损害之ใ间同时具备了两种因果关系的时候，被告才承担侵权行为ฦ的责任。
第一部分陪伴损失与赔偿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先，精神损害如何计算？的一般的人身伤害案件中，损害是客观的，也就是说，他的医药费、护理费，后期的治疗费，误工费，劳动力减损造成的损失，生命减损损失等等都可以用数字或者说金钱计算出来，但是精神的损害有时无法用金钱的数字与之相匹配，这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精神无价”。但是，当我们进入了经济社会或者说金钱社会后，除了用金钱来衡量损失之外，就不存在其他可以得到广泛认同的替代方式了。比如，用一般人身损害的尺度衡量精神损害，还能够套上劳动力减损数参考标准。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这个数额由法庭来估算，在美国由陪审团来确定。
一个案件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足以看出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这个案件是美国名誉损害案件的一个典型，在这个ฐ案件中ณ，法官提出了“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概念。当然，这个案件既是一个名誉损害的案件，也是一个宪法的案件。名誉权保护的是个人在一个社会中ณ的声望，言论自由则保护的是人类的基本政治权利。就案件的性质来说，两者实际上表现了言论自由和名誉损害之间的冲突，而这两者都是一个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前者是通过宪法修正案得到保护，而后者则是通过侵权行为ฦ法得到เ救济。但是，两者之ใ间要取得一种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西方近代的言论自由的思想产生于17世纪，起源于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于基督教蒙昧主义แ的一种反动。当时的斯宾诺莎和弥尔顿都是言论自由的积极倡导者。在他们看来，言论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ำ，这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天赋人权”。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里大谈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á，受到迫害之后套到当时比较开明的荷兰；而弥尔顿还写了专着《论出版自由》呼吁言论自由。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言论自由成为西方宪法的哟项基本原则。最典型的乃是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美国被认为是最强调言论自由的国家，以法律的方式保护言论自由，美国也最为ฦ达。那个带有诗人气质的大法官霍姆斯，曾经很煽情地说：一旦ຆ看到岁月给昔日分庭抗礼的种种信仰带来的起落沉浮，人们便会相信，达到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径是“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对真理的最好检验莫过于它在市场竞争中得以为ฦ人们所接受的能ม力。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宪法中的理念。这是一个试验，而整个生活就是一个试验。“思想的市场竞争”由此成为一句格言，言论自由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后世法律的展，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口号，而且成为很多新兴权利ำ的宪法依据，比如隐私权、色qing文学的权利和学术的自由。
另外一面则ท是名誉的权利。英国和美国比较而言，学者们的看法是：英国人更注意对名誉权的保护，而美国人更注意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许因为英国人比较保守和传统，美国人比较开明和前卫。英美法中，传统名誉损害一般分为ฦ两种：一种是通过“耳朵”的口头诋毁，一种是通过“眼睛”的书面诽谤。如今，现代社会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区分。在诽谤的纠纷出现时，往往牵扯到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体。网络上言论自由问题，现在也开始出现。诽谤的本质在于损害了原告在自身社区中的名誉，使人们误解他或者躲避他。而被告的行为ฦ是否是一种侵权行为，其标准就是一个社ุ会中具有正常思维的成员的看法。就这个案件在美国侵权法中的贡献，则是它区分了“一般人”和“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程度。“原告是一个公众人物”是被告常用的一种抗辩理由。也就是说，公众人物涉及到社会利益，他们更多地得到社会的关注，因此他们也得到名誉权法律较低程度的保护。电影明星、体育明星、政治领袖、社会名流和财阀巨头，都属于此类。
第五部ຖ分私人名誉权与名人名誉权的区别保护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冷战期间，一个ฐ律师帮一个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对一个警察提起民事诉讼，一个记者在上表一篇文章，称律师故意陷害警察，政治上亲共产主义。该律师将报社告上法庭，认为文章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一个叫努西奥的警察枪杀一个ฐ叫奈尔森的年轻人，该警察被判定为二级谋杀罪。原告是受害人家属所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代理律师，被告表了一篇名为ฦ“美国人的看法”的文章，文章称对警察的刑事诉讼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把原告描写成陷害警察的设计师，进而指控原告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先锋。但是事实上，原告与警察的刑事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是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先锋。原告提起了名誉损害的诉讼，初审法官认定原告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但又适用着名的萨利文—纽约时报规则，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上诉，上诉院认为没有明显的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实际的恶意”，维持了原判。此案最后上诉到了美国联邦ะ最高法院，鲍威尔大法官代表法院提出了法律意见书。
大法官认为ฦ，本案主要的问题是，一份报纸或者一家广播公司对一个个人表了一个有损名誉的错误看法，这个人既不是公众人物，也不是政府要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名誉损害者有没有宪法上的特权使它免于侵权行为责任？大法官说，从根本上讲，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讨论自由á，并不存在所谓“错误观点”的说法。一种观点可能ม是邪恶的，但对它的矫正不能够靠法官和陪审团的认识，而是靠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错误言论不具有任何宪法意义上的价值，故意的谎言和粗心的错误都无益于增进社会利益。但是，为了讨论自由，对事实的错误陈述不可避免，因此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一些错误说法，以利ำ于言论自由。另外一个方面，新闻媒体的自我审查也是有必要的，否则出版人和广播者就有了名誉损害的绝对和无条件的豁免权，在这个ฐ意义上，各州就有了诽谤的法律，通过这种法律，使受到名誉损害的个人得到法律上的赔偿。
大法官分析了纽约时报的规则，认为那ว个先例确立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规则。公众人物有两类，一类是因事业成就突出的名流，一类是占据政府职位的显要，这两类人都受到公众的关注。如果他们的名誉受到损害，那么只有当有明显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存在明知或者公然漠视事实的时候，公众人物才可以在名誉损害案件中获胜并得到法律的补偿。这个规则并没有确立出版和广播的豁免权，而是一种妥协，是新闻自由与原告名誉权之间的妥协。大法官说，在此前提下，我们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告，一是公众人物和公众官员，一是私人个体。两者比较而言，公众人物和公众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和优势来反驳谎言和纠正错误，从而减少对名誉的负面影响；而个人则易于受到名誉损害的伤害，较少自我救济的方式，也就更需要更高程度上的法律保护。因此，各州ะ都对出版人和广播者设立了名誉损害的合适标准，让他们对受害的个人承担侵权行为责任，这个标准要低于纽约时报案件所确立的标准。不过，这种赔偿只局限于原告实际的损害，而不适用推定的损害，也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被上诉人称权利ำ请求人是一个公众人物，说他在社区和职业事务中活动积极，他是地方市民团体和各种职业组织的官员，他写过法律问题方แ面的专着和论文。但是大法官说，尽管权利请求人在某些圈子内有些名气，但是这不能够说他在社区里有着一般的知名度。陪审团的成员们在审判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的知名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法官认定权利请求人不是一个公众人物。最后的结论是：回重审。
本案也是一个最后上诉到美国联邦ะ最高法院的名誉损害的案件。如果说，在上一个案件，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概念的话，那么这个案件的地位正好相对，确立了非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的规则。在那个案件中ณ，联邦最高法院更多地保护了言论自由。按照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公众人物名誉损害案件的一般规则，认定公众人物应该受到社会更多的注意和更仔细的审查。比较非公众人物而言，他们的名誉权受到较低程度的保护。应该说，在名誉损害案件诸多的抗辩理由中，被告的言论自由经常被提起；而在言论自由抗辩理由具体应用的时候，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原告是一个ฐ公众人物？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在这个ฐ案件中，法院确立了对非公众人物名誉损害案件的判定标准。里，原告并不需要特别证明被告的“明知”或者“粗心大意”，他只需证明被告的“某种过错”和原告“实际的损害”，就足够了。
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之ใ间的冲突，在英国也有着表现。名誉权的问题，英国法律一直都存在，而在宪政言论自由方面，比不上美国的法院。但是，有2个成文法使得英国的法官们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言论自由与名誉损害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欧洲人权公约》，一个是19๗98年的《人权条例》。《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持有观点的自由，接收和接受信息和观念的自由，这些自由不受到เ公共权威任何形式的干涉。第2๐款规定，这些自由的行使也带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言论自由受制ๆ于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条件、限制和刑罚；在一个民主ว的社会里，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权，这些也是有必要的。这两条规定涉แ及到了两种权利ำ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依据这两条，连同英国自己的人权条例，人们可以在英国提起名誉损害的诉讼。19๗98年的人权条例，就是为ฦ了贯彻欧盟人权公约，英国制定的本国成文法。一个方แ面，英国是欧盟国家，欧盟法对它有着约束力，另外一个方面，英国总想保持自己้的传统，在改进法律制度永远缓慢。如何协调欧盟法与英国法，如何协调成文法与判例法，有待于英国法官们耐心的缓慢的和长期的努力，他们还是认为英国的普通法一直在展。不过，在有些方แ面，让英国人接受美国人的看法，的确很难。比如，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公众人物”规则，英国人就不同意。在英国人看来，那个ฐ规则意味中，如果原告是公众人物，那么เ原告还要证明被告存在着一种“实际的恶意”。这就蕴涵着，即使名誉损害的陈述是非真实的，除非被告具有恶意，原告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济。有位英国的法学家评论说，迄今为ฦ止，英国法都拒绝接受这个ฐ原则。
第五部分名誉损害案件中的特免权
女儿私吞公款，对手们想利用这个事件整跨女子的父亲，还请会计查帐作证。但是，对手们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在证明自己工作的清白后，该父亲将自己的对手和他们雇佣的会计师告上法庭，指控他们名誉损害。
原告是一家停车场的执行董事，他的女儿在该停车场工作，其工作是将钱送到银行并及时储存。197๕6年6月，她承认私吞了二笔款项，该事件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原告的政敌借此机会将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原告对该停车场的运作和管理。市财政董事会雇佣二位会计师进行详细的审计，他们是该市多年的会计，并且为原告所在机构做年度审计。1976年8月10日，他们列举并出具了10条特别的“内部控制缺陷和亏空”，而且作了10่条修改建议。1976年1้0月日，停车场另外三位理事将原告除名，并且准备指控他“过失地运作停车场”，指控他非法占用和使用公共财产，“其履行职责行为ฦ导致了严重亏空”，以及其他严重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原告通过一个ฐ单独的诉讼恢复了工作并得到工资补偿，随后起诉了三位理事和审计会计，指控他们对自己的诽谤。会计认为他们享有有条件或者有资格的特免权，审判法官撤消了对他们的指控；三位理事也认为他们享有特免权，但法官予以否决。陪审团判定给原告2000่美金的补偿金，并判定三个ฐ理事分别向原告支付200่0、5000和11800่美金的惩罚金。三位理事和原告都提出上诉，后上诉到เ新า泽西最高法院，布罗迪大法官作出了判决。
大法官认为，本案原告是该机构的执行董事，可以推论，审计报告所宣称的亏空说明他在工作、商务或雇佣中存在着问题，由此可以构成一种法律上的诽谤。从原告的证据中，陪审团认定，审计会计明显故意地用错误眼光来指责原告的某些实践和不作为。但是，被告提出了豁免权的抗辩理由，大法官认为ฦ要识别和适用三种有条件的特免权和豁免权。如果特免权成立，那么即使被告的陈述构成法律上的诽谤，法律也要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名誉损害的责任。
先，停车场隶属于政府，原告为ฦ政府的事务行为承担实质性的责任，他因此是一位公众官员。作为公众官员，原告想要从理事或会计那里获得名誉损害的赔偿，他就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诽谤具有主观上的恶意，也就是说，证明被告明知错误但仍断然漠视事情的真实性。大法官说着名的纽约时报案给出了“恶意”的定义和联邦法院的标准，以此标准，认为，原告所的证据可以证明会计师的行为合乎ๆ联邦法院关于恶意的定义。从他们多年来对停车场工作的熟悉程度，可以认定他们在故意曲解事实，可以认定他们漠视了真实的情况，而不是一种无辜地误解。
其次，否决了理事们“绝对豁免权”的要求，因为停车场的理事不是联邦或州政府行政部ຖ门的高级官员，他们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最多可以请求有资格的或者有条件的特免权。
第三，第三种有条件的特权和豁免与会计的审计有关，这个豁免权是讲，如果被告的一项陈述指向一位有相关利益的人，而且陈述者也有一种相关责任如此行为，那么当陈述者诚实信用的陈述损害了原告名誉的时候，陈述者就具有一种特免权。设立这种特免权的目的是鼓励自由言论和减少名誉损害的诉讼，属于一种公共政策。本案中，审计会计有可能ม享有这种特免权，因为他们以专家的身份来报告他们所调查的结果，以便能够作出重要的管理决定。但是说，当这种陈述不是以诚实信用的方式作出时，这种特权就丧失了。
最后的结果是，维持下级法院对三个理事的判决结果，改变对下级法院对两个会计师的判决，回重审。
前面两个案件，主要围绕着言论自由与名誉损害关系绕来绕去，这里，我们从侵权法中名誉损害法律内部来看看名誉损害案件的特点。名誉损害是对原告名声和名望的减损，其目的是想降低原告在社区中的地位，或者让原告周围的人们躲避他。构成名誉损害，需要一些条件。第一，被告作出了一个名誉损害的陈述，比如，张三说他的同事李四与有妻之夫王五有染；第二，该名誉损害陈述指向原告，比如，张三所说的对象就是李四；第三，该名誉损害的陈述要公开，比如，张三不是跟自己้的丈夫赵六说，而是在单位开大会上说；第四，被告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去损害原告的名誉，比如，张三不是议会议员或者人大代表。第五，原告因此受到损害，比如，原告工作的时候，其他的同事对她指指点点。
在名誉损害案件中，被告的抗辩理由大体有：第一，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比如，张三证明李四与王五确实有染，她说他们单位“性道德观察员”；第二，公正评论，比如，张三说应该批评李四的行为，因为李四的行为破坏了他们团体的纯洁；第三，特免权。在这个抗辩理由á中，又包括绝对的特免权和有条件的特免权，前者比如，张三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言；后者比如，张三对刘七说的这番话，而刘七是他们单位“性道德管理委员会”主任。绝对的特免权包括议会里的言论和行动，议会活动报告，司法诉讼中的陈述，国家高级官员履行职责过程中的陈述和配偶之间的陈述。而本案件属于有条件的特免权，这种特免权要求有两个条件：第一，被告有一种法律、道德或社会的“义务”去如此行为；第二，陈述的接受者有一个“相关利ำ益”去接受它。有时，这两个条件被称之为“互惠的关系”。比如，张三有责任对本单位的性道德问题有告的义แ务，而且，刘七作为ฦ性道德委员会主任为了本单位的利益来听张三的陈述。有条件的特免权，我们国家的法律尚没有规定。
名誉损害的案件，我们国家有上升的趋势，从报道出来的情况看，越是名人越容易提起或者被提起名誉损害的诉讼。最后，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未出道的“预备”明星，通过名誉损害的案件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从法律规则ท方แ面来看，我国法官所应用的法律理由略显简单，主要是让被告证明他的陈述具有真实性。有特权的抗辩理由á和公正评论的抗辩理由，我们很少涉แ及到。在这个方面，英美国家具体的法律规则ท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五部分间接诽谤的损害名誉
张三画了一幅漫画，漫画加上了标题，标题上写：李四先生和王五小姐：他们刚刚宣布他们已经定婚。王五状告张三，称：认识李四和王五的人看了这幅画后，会误认为王五还没有嫁给李四。王五说，张三的这幅画是在间接诽谤王五。法官认为，张三的行为构成间接诽谤。下面这个案件也属于这种情况。
一家高尔夫俱乐部购置了一些名为“滴答”的自动赌博机器，这些赌博机自1932年以来就一直放在高尔夫俱乐่部的一间房子里，以供俱乐่部会员们取乐和使用。后来不知道是谁给警察通风报信，说在俱乐部房子里有赌博的机器，而且会员们在聚众赌博。结果警察来搜查，后决定搬走和处理掉这些赌博机器。机器被搬走的第二天，在自动赌博机从前所在地方，有人写了一打油诗，这张打印的诗贴在了墙上。打油诗的内容是：
“多少年来就在这个地方
你聆听着美妙的铃声
那些轻率的人们和那些不轻率的人们
失去和创造了一个生财之地
但是他遗弃了游戏
但愿他下地狱并在那ว天后悔”
原告被怀疑是向警察告密的人。原告认为ฦ，打油诗所写的内容，是在指责他或者被理解成指责他向警察局告密，责怪他向警察通告房子里有赌博机。原告认为，这是一种间接诽谤。他称，这诗使他在俱乐部ຖ里的地位降低，他被认为对俱乐部成员不忠诚，他的行为被认为是卑鄙的，他的行为是值得深刻反省的，他是那种缺乏真正体育精神的人。进一步地，他是那种不配在俱乐่部与其他成员交流的人，是俱乐่部其他成员应该躲避的人。一审法官西尔贝利认定，打油诗的内容是对原告的名誉损害，判定俱乐่部40先令的赔偿及相关的费用。
被告上诉。在上诉院，法官们的意见各不相同，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看法。格利法官认为，打油诗构成名誉损害，因为其含义แ是在指责原告的不忠诚，而不仅仅在说他向警察通告了一种犯罪。斯勒塞法官和格林法官则认为，打油诗的内容不构成名誉损害。斯勒塞在判决书中说：在我看来，说一个人向警察报告某种法律上不当的行为——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无关紧要——在一般公众眼里不能算是一种名誉损害。我们得将各种情况综合起来考虑，是否构成名誉损害，其中ณ的标准是英王治下普通善良的人们和真正臣民的看法。我认为，最好的标准莫过于国王治下普通善良和真正臣民的标准。在善良和真正的臣民眼里，将犯罪行为ฦ通告给警察局，并不降低通告者的社会地位。因此，打油诗的内容本身并不构成名誉损害，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这个案例曾经被后来的英国法官们援用过，有的教科书也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有三点为后来的法官们遵从。第一，一般而言，名誉损害是一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名誉损害是指被告的一项陈述指向原告，降低了原告在社区中的地位，或者使原告周围的人都躲避他。但是在本案中ณ，原告不知道打油诗的作者是谁，于是就起诉了俱乐部。认为俱乐่部没有及时把这诗从墙上清除掉，就足以使自己受到名誉损害。在这个案件中，原告没有胜诉，但是在英国侵权行为法中有了一个规则，即“不作为”也可以是一种对名誉损害陈述的“公开”，因此也可以构成名誉损害。名誉损害陈述的公开，也是构成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要素。有个ฐ美国教授好玩的例子是：张三在她的日记本里说她同学与有妻之夫有染，这不属于公开，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小偷偷了她的日记本，这也不属于公开，因为她没有过错；她把日记本过失留在了她同学家，这属于公开。
本案另外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被告墙社会的诗被认为是间接诽谤，因为诗上并没有明确攻击原告，但是，从周围的相关条件和环境下，可以推断ษ出被告的陈述指向原告。而且，这里“陈述”是泛指，不仅仅是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有的时候，一个姿势和一个身体语言就可以表达侮辱的含义，这个时候，也可以构成名誉损害。
本案件还有一个ฐ重要的问题涉及构成名誉损害的标准。本案上诉院法官提出的标准是“英王治下普通善良和真正臣民”的标准。在美国，一般称之为“普通理智人”的标准。也就是说，被告对原告的陈述是否是一种名誉损害，要看一般理智的人怎么看。普通人认为是名誉损害的，被告的陈述就构成名誉损害；普通人认为不构成，被告的陈述就不构成名誉损害。这也是为什么普通法中名誉损害案件的审判一般都有陪审团的原因，因为这种案件需要这些普通理智的人来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是名誉损害。名誉损害关乎原告在社ุ区中人们的评价，原告名誉是否降低就要看社区的人们如何评判ศ原告的行为和被告的陈述。在一个传统的、人际关系紧密的社会里，人们比较在意个人名誉；在一个开放、人际关系疏远的社ุ会里，人们不在意个人名誉。一个ฐ美国人会考虑：是费时费钱去打一场名誉的官司，还是迁到另外一个州去挣更多的钱？多数人的选择将是后者。
还需要指出的是，名誉损害的标准也是不断ษ变化着的，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比如在英国，查尔士二世时代，称一个人是罗马天主教徒，是一种名誉损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一个ฐ人描述成德国人，是一种名誉损害；1964๒年称一个人是捷克人，是一种名誉损害；1981年说一个人侮辱了穆斯林的信仰，是一种名誉损害。在前面我们谈到的那个律师告记者的案件中ณ，就是因为记者称律师是共产主ว义份子，律师才提起名誉损害诉讼的，在那个时候，称一个人是亲共，被认为是对名誉的损害。
第五部分恶意诉讼的侵权行为责任
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但没有最后能够挽救病人的生命。死者方的律师帮助死者方对医生提起民事的诉讼，医生胜诉。但是，医生对死者方的律师不依不饶，把该律师告上法庭，认为ฦ律师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具体案情如下：
原告佛里德曼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给一个叫莎瑞芬的女士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病人开始渗血，无法控制，五天后死亡。验尸报告显示，渗血现象源于一种罕见的血液病。被告多佐克是一个律师，他作为死者丈夫安东尼的代理人，对原告提起“不当死亡”的民事诉讼。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违反了医生职业准则，初审法官作出了有利于医生的判决。此案结束后，医生对律师多佐克提起侵权行为诉讼，指控律师“过失”和“恶意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案件的初审法官作出了有利ำ于被告律师的判ศ决，原告上诉，上诉院部分修改部分维持。原告仍然不服，称律师在病人死亡的案件中有义务进行合理的调查，并严格审查事实和法律，只要这样，律师才能够诚实信用地为当事人提出合理的权利要求。案件最后上诉到เ密执根最高法院，列维大法官作出了判决。
对于原告对被告“过失”的指控，大法官详细分析了律师是否对相对方当事人负有注意义แ务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律师在提起一宗诉讼之前，有义务对案情作出合理的调查，但是，律师对他自己当事人的这种义务，并不意味着他也要对相对方的当事人负有这项ำ义务，否则就与对抗制的法律体制生冲突。一个ฐ律师决定提起一个诉讼，必然会对相对方的当事人不利ำ。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律师同时对双方当事人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那么律师将无法进行他的调查活动，因为对一方当事人最有利的调查对另外一方当事人又最为不利ำ。当他决定启动诉讼程序的时候，另外一方当事人就会指责他没有对自己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简言之，双方แ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如果让律师同时对双方แ当事人尽到注意的义务，就会严å重妨碍律师的工作，降低他的工ื作效率，进而破坏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因此，原告指控被告“过失”不成立。原告称，让律师对相对方当事人尽到合理注意义แ务有利于遏制滥讼行为，从而防止律师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意诉讼。但是大法官说，便利诉讼是一项公共政策。如果我们确立律师对相对方当事人注意的义务，就会过度地限制了律师提起近似的案件，阻碍了律师的创น新精神，放纵那些应该受到เ惩罚的对方当事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不同意确立律师对相对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
对原告“被告恶意提起了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大法官分析道，美国法遵循了许多英国法规则，其中就涉แ及到恶意民事诉讼的诉讼形式。他说，美国相当多的州沿袭了“英国规则ท”，这个规则是：被告恶意地和没有合理理由地对原告提起了诉讼，即使如此，如果不存在逮捕、拘留或者特别的损害，那么恶意诉讼的原告也不能够得到救济。不过，美国另外许多州却也采用了“美国规则”，这个规则允许恶意民事诉讼的存在，而并不要求原告受到特别ี的损害。大法官说，许多评论家都主ว张废除特别损害的要求，从而更便于诉讼和减少诉讼的困难，但是大法官认为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很值得怀疑。大法官说，本案所在的密执根州保留了英国法的规则；既然原告没有受到เ特别的损害，那么我们就否认原告可以得到法律的救济。
最后的结论是：否决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维持初审法院的判决。
律师为了挣钱，故意挑起事端，怂恿当事人起讼，从中渔利ำ。这样的情况中国古代情况比较多，古代文人称这帮惹是生非的“律师”为“讼棍”，官方称为“讼师”。清代法律明确禁止“讼师包揽词讼”，《大清律例》之《刑律·诉讼·教唆词讼》规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并且命令，对讼师秘本，如同查处淫词一样，尽行销毁，不许销卖。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或者“厌讼”，可见一斑。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与儒家传统相关。孔子《论语·颜渊》所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子路》所谓“父为ฦ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ณ矣。”都是讲这个道理。儒家的传统是德主刑辅，从孔子董仲舒，到《唐律疏议》，都是在讲这个ฐ道理。只是到了清代的时候，讼师教唆诉讼，包揽诉讼成为社会恶习的时候，政府才采取高压的手段来遏止滥讼。
这种包揽诉讼，恶意诉讼在西方国家也是被禁止的，英国曾经有专门的法律禁止律师包揽诉讼。其目的有二，第一是恶意诉讼有悖于律师和法律的目的。早期法律的观念是，律师的工作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律师与法官一样都是社会正义的象征，基于此，反对律师为赢利而工作，不允许律师做商业广告，强调律师有法律救援的义务。随着商业利益的驱动，律师这种正义แ一面逐渐衰退。第二是恶意诉讼引起滥讼，加大司法机关的工作量，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当然，还得指出，滥用法律诉讼的主体不仅仅是律师，一般人利用诉讼实现起恶意，同样可以构成滥用法律诉讼。
我们回到这个ฐ案件中来，本案虽然以原告的败诉而告终，但是反映出“滥用法律诉讼”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特点。滥用法律诉讼的侵权行为ฦ形式，一般包括“恶意刑事起诉”和“恶意民事诉讼”。恶意刑事起诉的构成要件有：被告曾经对原告提起过刑事诉讼；被告存在着一种恶意；被告没有合理的理由á；刑事诉讼以原告无罪告终；原告受到了损害。比如，张三与李四是情敌，张三为ฦ了在情场上打败李四，想警察局报案称有罪犯的嫌疑，警察拘捕李四，后来证据不足，李四被释放。张三对李四的行为，就是一种滥用刑é事诉讼的行为。
恶意民事诉讼的构成，上述案件分别解释了英国的规则和美国的规则。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英国法要求有特别的损害，比如原告被逮捕或者拘留，而美国则ท没有这项要求。恶意民事诉讼中常见的侵权行为ฦ有“被告指控原告破产”和“被告指控原告资不抵债”。比如，甲公司是一家上诉公司，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商业竞争对手，为了打败甲公司，乙๗公司对甲公司提起诉讼，谎称甲公司资不抵债。消息传出，甲公司股票大跌，经济损失惨重。乙๗公司的行为就是一种恶意的民事诉讼。
第五部分“以宪法的名义！”
一个ฐ天津的商人，在美国旅游。在旅游点附近的警察站，她现警察在审问一个黑人，好奇的中国人跑到警察局旁边东张西望。警察以为该中国人是同案犯，冲出警察局对着中国人是一顿猛揍，中国人严重受伤。警察是侵犯了中ณ国人的人身权，通过民事侵权诉讼得到法律的救济呢？还是警察侵犯了中国人的宪法权利，通过宪法诉讼或者外交途径得到法律的救济呢？下面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案件，当然，被打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当地的一名记者。
忏悔火曜日狂欢节期间，新า奥尔良警察局的一个由4-5人构成的警察小组，在大街上逮捕一个男ç孩。其中ณ一个叫霍姆斯的警察本案被告看见一个叫谢林伏特本案原告的游客正在用照相机拍摄该事件。当谢林伏特拿起相机拍照时，霍姆斯用他的警棍打击照相机和谢林伏特，结果打碎了相机，相机的碎片砸到了谢林伏特的脸上，划ฐ伤了他的前额。谢林伏特与逮捕行动无关，他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แ警察的活动。
为了寻求补偿及惩罚性赔偿，谢林伏特对霍姆斯警察提起了诉讼，声称霍姆斯剥夺了他联邦ะ宪法的权利。联邦区法院认定该警察的行为完全是不合适的，判定中止该警察执行公务一段时间。但是，法院认定警察殴打的行为不具有那种野蛮暴力的性质，而要达到剥夺他人宪法权利的程度，这种野蛮暴力则是必须ี的。原告不服，上诉到联邦ะ第5巡ำ回法院。
上诉院法官拉宾认为，按照美国法典第1983节的规定，身体的侵犯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侵犯他人的宪法权利ำ，也可以产生损害赔偿的问题。公民人身不受到侵犯的权利，由宪法第14条修正案之“正当法律程序”来保护。法官分析道：一个法律的执行者使用了不合适的力量，造成了他人的人身伤害，是一种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ຓ夺受害人自由的行为。当然，州ะ官员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也并不都会违犯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官说，在这一点上，区法院的看法是正确的。州政府行为导致的轻微伤害只会生侵权行为ฦ的权利要求，而没有达到违反宪法的程度。要确定人身伤害是否达到违宪的程度，就要弄清所使用力量的大小、伤害的严重程度和官员的主观动机。如果官员的行为ฦ导致了严重的损害，与职务行为的要求绝对的不相匹配，而且是一种恶意而不仅仅是粗心或者不理智，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一种滥用公共权力、有违良知的行为，这种行为就可以根据1983节的规定生赔偿的责任。暴力的程度和身体伤害的程度，要依案件的具体事实来决定。法官声称，判例法对此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界限，这需要对案件进行个别的平衡。比如，对民众的控制和对威胁生命情况的处理，不同于在和平游行下所采取的行动。